从两汉开始，朝廷就设置了“起居郎”这个官职。这个官职的任务就是记录皇帝的言行，无论大事小情，善行劣迹统统记录，以备后人修史之用，这个记录文书就称为“起居注”。按规矩，皇帝对“起居注”的内容是不能过问的，所以历代皇帝都对“起居注”放心不下，生怕自己那些不光彩的事被记录下来。而担任“起居郎”这个官职的人，一般都享有正直果敢、敢于碰硬的社会声誉。可见，起居郎不是个什么好差事，是一个风险极大的官职，倘若遇到开明的皇帝还好说，若是遇到昏庸或残暴的君主，下场可就不甚美妙了。

《大唐新语.卷三》记载，唐贞观年间，褚遂良担任起居郎。一日，太宗问遂良：“卿知起居注，记何事?大抵人君得观之否?”唐太宗的意思是说，你执掌记录起居注，都记录了我什么事?我这个当君主的能大概看一下吗?褚遂良当即严词拒绝，说：“今之起居注，古之左右史，书人君言、事，且记善恶，以为检戒，庶乎人主不为非法。不闻帝王躬自观史。”其意为，今天的起居注，与古时的左、右史一样，记录君王的一言一行，并且善举恶行统统记录，作为前车之鉴，以约束君主不说非法的话，不做非法的事。至于皇帝要亲自看起居注，这是没有先例的。

太宗又问：“朕有不善，卿必记之耶?”意思是，如果我有不好的举止，爱卿也一定会记录吗?褚遂良答道：“守道不如守官，臣职当载笔，君举必记。”褚遂良回答得很硬气，遵守道理不如遵守为官的职责，臣的职责就是记录君主的言行，无论君主有任何举动，臣都是要记录的。好在唐太宗是英明之君，对褚遂良有拂龙意的回答没有计较。而且，后来唐太宗在临终前，还将他委任为托孤辅政大臣之一。正是因为唐太宗李世民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，任用正直敢言的官员，才使“贞观之治”的形成有了必要的条件，并为有唐一代的开明政治奠定了基础。

到了宋代就不行了。赵家皇帝是靠兵变谋得政权的，所以，人心未顺，根基不稳，时刻都要绷紧神精。他们最怕有人说他们的不好，故对“起居注”格外关心，不但要审查所记的内容，还让起居郎按照他们的意思来作记录，要是不听话，就治你的罪。北宋时期，有个影响很大的诗歌流派-江西诗派，其首领黄庭坚，早年曾担任过起居舍人，参加了编写《神宗实录》。因为年轻气盛，想效法唐人，把宋神宗的言行，无论善恶皆加以记录，结果得罪了皇帝，遭受到政治迫害，被贬谪到荒蛮的南方。从此一蹶不振，再也不敢放言国是，所作诗篇，大抵描摹山水，题咏书画，兴趣都落在花草树木，禽鸟鱼虫上面了。有宋一代的诗歌与唐代诗歌恢弘大气的风格不同，缺乏深度，弱于气象，这与赵家皇帝的心胸气度是直接相关的。

看来，诗歌的命运走向与起居郎的命运走向一样，在心胸不同的皇帝当政时期，其命运走向也是不同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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